在今年，石油、黄金、粮食、股市等等东西暴涨暴跌，有的在几天或几个星期之内就涨跌百分之几十或一半，这样的经济不出乱子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典型的官僚道德就是那种号称自由主义的道德，因为这种道德的核心是：只要管好我自己的事，而其他的与我无关，而在这种道德背后的，则是官僚只代表自己利益，而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利益置之度外的实质。这表明区分敌友乃是政治的实质，没有敌人，也就意味着没有朋友，由于美国始终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因而它也总是需要敌人（今天的美国政府从来也没有把中国当作朋友，目前陷入危机中的布什政府不但继续大规模出售武器给台湾，而且公开表示要协助扩大台湾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中的权益）。

它把稳定货币和贸易平衡当作一个国家经济的根本目标，这同时意味着，这一政策从一开始上就不是把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把民生、把社会稳定、把国家安全当作国家财政的基本目标，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处理国家间事务---具体说就是国家间债务的一个机制（当然也可以说：这项政策与我国最近所倡议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依靠和扩大内需，统筹发展，加强金融监管是完全南辕北辙的）。由此可见，美国的崛起绝非单纯的经济成功，更不是美国通俗读物所不断宣扬、被千百万为美国通俗读物所启蒙的人士所信奉的，是源自于美国的GDP的超强能力或者由于美国普世价值的伟力（美国式自由的伟力），美国的成功崛起，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美国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成功的将它超强的债权转化成了超强的世界霸权的国家。由于在某些自诩的精英人士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秩序，所以很自然的，在最近30年来的中国，美国的形象只有正面教材的意义，而没有任何反面教材的价值，这种对美国的理解不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也对当代中国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的误导作用。----进一步说，欧洲和日本人接受它，是由于他们是美国利益攸关的同盟者，石油输出国接受它，主要是因为他们被美国行了随便涨价的小惠，------而最为啼笑皆非的也许是：中国接受它是因为大家都接受它。这一大转变的核心之处就在于：美国政府全力使得美国财政债券标准取代了黄金的地位，并且迫使世界主要银行接受、购买美国国家债券作为信用储备。

而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论述毫无疑问最有权威性，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此处所指的是马克思这样的论述：资本主义制度是西方形而上学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最集中、也是最高的对象化（表现）。这是因为：第一，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在美国内部，而不是由于外部的挑战造成的，危机发生在美国经济的最深刻部位，暴露出美国所依赖的虚拟经济模式病在腠理，所谓善剑者死于剑下，美国乃是为它自己所发明和擅长的金融债务衍生物所伤。建设支持市场机制的法治环境 时代周报：根据30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

格林斯潘曾承认耶鲁大学席勒教授的说法，把这种繁荣概括为非理性繁荣。和东亚的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采取了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外汇存底的大量增长，出口导向政策亟需进行进一步市场化（自由化）的调整。吴敬琏：这是非常浅薄的见识。

在投资率畸高的同时，消费的比重却已下降到GDP的35％以下，仅为一般国家的一半左右。根据1989年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每年发生的绝对数额高达4万亿－5万亿元。

但是，更根本性的措施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改革实现技术效率提高这一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而不是现在的投资增长模式。另一方面，我们机制上可以做一些放活，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尽快重新拿出来，重新启动中小企业的贷款和信贷担保。但十年二十年后，这些国家都面临一个大问题——外汇结余大幅度增加，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增加，贸易摩擦加大。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这些美元是以硬通货的形式遍布到了全球各个范围，这形成了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一个个小窟窿。特约记者 马国川 发自北京 在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可能独善其身吗？ 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国国内一些研究者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的经济出了大问题，中国可以在西方的崩溃中崛起了。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仿照苏联采用了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资源投入（投资）驱动经济的粗放增长模式。在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可能独善其身吗？ 这场金融危机必然会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冲击。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逐渐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由于美元储蓄率太低，美国为了维护经济运转，就大量发行美元，以这种方法借全世界的钱来投资和消费，维持美国居民很高的生活水平。国外学者关于世界金融系统出了大问题的议论，我至少听了10年。

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的情况也多有存在。

三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支出责任又过度下移，使各级政府不能不努力运用自己能够支配的资源，扩大本地经济总量。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日本1986年资产泛滥，房价、股价大幅上升，1990年崩盘后18年来一直没起来。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 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我的研究结论是：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吴敬琏：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的主要不良后果，是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基础的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

危机还没发生，我们已出问题 时代周报：现在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而且正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在刚刚开始的新阶段中，我们必须克服可能出现的种种障碍，把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中国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您如何看待这场危机？ 吴敬琏：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台湾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大企业垄断的情况，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由于我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历史惯性，实行宪政法治势必遇到障碍与阻力。

即使可以靠对外贸易输入的石油、矿石等资源，也因为采购量过大而使价格飙升、成本激增。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承包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四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我国沿海地区的一些经济重镇，中小企业生存相当困难，宏观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

然而由于既有利益格局的限制，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拖延了改革，反而用中央银行的干预压制本币的升值，结果造成了90年代资产泡沫破灭导致的金融大危机。最近几年，央行发了8万亿的货币，对应产生40万亿的购买力和19万亿的GDP，货币供应过剩，就导致了三种情况，一是资产价格上升，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大幅上涨。

我国经济中出现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数量大而附加价值低，成为卖硬苦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贸易条件恶化和盈利性降低。其实在他们还没有发生危机时，我们已经出问题了。

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

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目前的货币总量肯定不能放松。与其他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一样，这种政策都无一例外获得成功。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

日前，在《时代周报》独家专访中，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此直斥为非常浅薄的见识。体制性障碍还未破除 时代周报：您把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问题和改革不到位以及体制缺陷联系在一起，您能否具体解释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 吴敬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

这种情况东亚很多国家都碰到了。今年之前，网络泡沫的破裂已经是一次提前的预演，次贷危机是有大毛病的金融体系的一次爆发。

这导致了大众的强烈不满，甚至威胁社会安定。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华尔街风暴 。